三种地面找平方式的价格

与此同时，尽管再审裁定中认定案涉协议实质上系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84]却并未指明该法定职责的具体内容。

然而，既有宪法适用的研究相对滞后，[22]很大程度上存在与合宪性审查混同、被合宪性审查研究替代的问题。[15]问题在于，当理解已经从内在的精神活动转化为外在行为时，其与解释并没有实质区别，人为地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阐释活动称为宪法解释，将法院的类似活动称为宪法理解，在语义逻辑上是不妥的。

因此，对于大多数私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而言，宪法内涵的注入是第一次，间接宪法适用的概念会导致宪法适用泛化在私法规范领域并不成立。裁判机关应当对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当事人提出的法律规范作宪法取向解释的诉求作出回应。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的确不包含合宪性审查，但其是否运用却绝非法律解释方法选择那么简单，其与宪法权利的保护密切相关，会影响法院对当事人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的判断。其次，即使在公法领域，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宪法注入也并非法律适用常态。宪法言论自由可以在本案中适用的前提是：（1）网络上的语言表达属于言论的一种形式。

此后的法律适用属于常规性法律适用，删帖服务条款导致公众言论表达受限的事实被涵摄于《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进而得出该条款无效的裁判。从2008年前后我国学界开启合宪性解释研究以来，合宪性解释性质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冷热不均之势，解释对象维度的合宪性解释性质研究高潮迭起、争鸣不断，[1]解释方法维度和裁判争议维度上的研究则较为冷清，体系化的合宪性解释性质理论尚未建立。值得探究的是，合宪性解释是否包含宪法解释？依据宪法解释法律，是合宪性解释三种不同解释规则的一般特征。

从解释场合看，本案中的宪法解释是结合具体个案进行的，属于具体宪法解释。就此而言，合宪性解释可被视为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特殊形态。第一个可能的误解是：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并不包含合宪性审查，将其纳入宪法案件范围难以成立在此过程中，法工委可以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供必要协助。

如果初始审查主体认为与其行为相关的宪法条款的含义是清楚明确的，可以决定不提出合宪性咨询请求。对于通过初步审查的咨询请求，进一步研究处理并拟定咨询意见。

咨询主体提出咨询请求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通过合理的程序机制作出回应。此外，咨询请求不能过于宽泛，而是要明确指向特定宪法条款，即便没有直接相关的宪法规定也要清楚描述其所指向的宪法原则或精神。另一方面，虽然咨询主体遇到的宪法问题确有解释宪法的必要，但释宪的时机可能尚未成熟，还需要更加充分的信息支持和理论论证。立法法第82条第2款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在缺少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条件下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此有必要运用宪法加以监督。

第一步，由法工委接收合宪性咨询请求并对其进行初步审查。第一类行为所指向的具体机关较为复杂，因为在立法实践中，制定一部法律规范通常要经过起草、审议和表决等关键步骤，需要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它们能否以及如何提出咨询请求需要进一步讨论。相比之下，合宪性审查通常由单一主体即可完成，是由审查机关单向输出审查结论的行为。除了有别于宪法解释，咨询意见也不能被视为法律，而是应当被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特定问题作出的决定，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属于立法规范性文件。

第三，为咨询主体和咨询对象搭建对话和学习通道，推动宪法发展。二、合宪性咨询的概念与功能在我国的宪法实施与监督体制中，合宪性咨询是一个有别于合宪性审查的独立概念，两者虽然联系密切但也存在重要区别。

在我国的宪法实施体制之下，咨询意见的权威性源自于咨询对象的专业性和民主性。与合宪性审查这种可能引发法律后果的强形式的监督相比，合宪性咨询属于弱形式的监督。

由宪法外部因素导致的疑难问题主要是指政策环境变化要求对相关宪法条款作出新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可能与该条款的既有含义不完全一致，对此咨询主体可能把握不准，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指导，使相关条款的含义与社会变迁相适应。例如，咨询请求所涉及的宪法条款存在多种理解方案，咨询主体对此把握不准，希望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得到一个更加确定的答案，这并不足以作为启动宪法解释程序的理由。第三，合宪性咨询的咨询主体除了制定和监督法律规范的机构，也包括其他非立法行为主体。法律询问答复以立法法第69条为基础，主要功能是为具体的法律实施工作提供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实务界之所以倾向于将合宪性咨询与合宪性审查等同起来，主要是因为预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唯一的合宪性审查主体这一前提。三是各级人民法院行使职权的行为。

（二）合宪性咨询意见的效力咨询意见与宪法解释和法律的差异决定了它在效力位阶上不能与后两者等同。在合宪性咨询程序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恒定的咨询对象，此种身份由宪法规定的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延伸而来。

其二，宪法和法律均提供了行为依据，但对其效果的评价只能在宪法层面进行。从实质内容上看，与直接调整公民权利义务关系或国家机构职权的法律相比，针对特定问题的决定具有较强的辅助性[22]。

二是宪法没有直接为行为提供依据，但可以被用来展开说理论证或者进行规范评价。立法法第17、18、29和30条划定了法律的提案权主体范围，为了解决行使提案权过程中遇到的宪法问题，这些主体原则上应当获得咨询启动权。

在实际工作中，其他机关有时也会根据宪法检查核对特定规范或行为是否正确、妥当[10]。有些时候，咨询主体会通过咨询程序提出某些宪法疑难问题，解决这些疑难问题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往返于事实与宪法规范之间，提出妥当的宪法理解方案。咨询程序的启动权由咨询主体掌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是在被动地回应，由其提供的咨询意见也没有规范约束力。这要求咨询主体不能单纯出于理论假设或者知识好奇提出咨询请求，而是要说明其职权的行使建立在正确理解宪法的基础之上。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有权机关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备案审查的行为。其一，行为依据法律法规或授权决定而作出，但这些依据比较抽象，其监督功能要靠宪法补强。

从外部视角来看，如果行为主体在作出行为时相关宪法条款的含义并无争议，但行为作出后因为政策环境变化使得对该行为的宪法评价发生变化，对此不必发文提醒。从这两方面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建立三重过滤审查机制处理各类咨询请求。

相比之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一般以一次审议通过为主[21]，可以不经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而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对此应当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并不排斥其他机关作出具有审查性质的行为。

对此可以从事前引导和事后监督两个方面加以规范。按照前述三重过滤审查机制，咨询意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次审议后表决通过并予以公布，此种程序与法律距离较远而与决定更加接近。相反，如果行为主体对宪法的理解并不合理，比如超出了宪法文本的语义射程或者与其他宪法条款存在明显冲突，事后审查主体就有必要发文提醒。在具体操作上，如果法律规范在备案过程中被备案机关发现没有及时提出咨询请求，可以由备案机关发文给规范制定主体，同时要求其转发给起草和审议机构。

就此而言，本文提供了一套可资参考的方案。至于咨询主体的范围究竟有多大，需要结合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通过复核的不予受理决定或拟定的咨询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正式作出答复。五、合宪性咨询意见的性质与效力准确界定咨询意见的性质和效力是充分发挥合宪性咨询制度功能的前提。

除法律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制定针对特定问题的决定，两者在制定程序和实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缺少规范约束力并不妨碍咨询意见可以在事实层面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咨询主体完全有可能基于现实而非规范层面的考量选择接受咨询意见。